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教育系统这些问题

但是我发现，不只是学校以外的人，即使是学校内部的人，似乎也并不清楚他（她）们每天学习工作生活的场所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说起“学校”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从正面很难清晰界定学校是什么的话，也许明确了学校不是什么，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校是什么”。

可以肯定地说，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政府。从使命到组织再到运行，学校和政府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现在的学校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政府机构，尤其像教育行政机关下辖的一个具体部门。

我说的还不完全是“行政化”的问题。“行政化”只是表象，现在的问题是，整个学校没有或很少体现出教育的文化，更多地体现为官僚机构的文化。

目前，所有公立学校的校长都是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任命的。这本身没有问题。

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是财政性资金，校长当然应当由政府任命，这和私立学校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的做法并无二致。

有些人主张校长不应当由政府任命，这没有说到点子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校长是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在于，当政府任命的时候，其出发点究竟是在任命一个校长？还是在任命一级官员？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回事，其实二者之间大有分别。我们都希望看到是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后者，这就导致了很多反教育的现象。

首先，校长的任期普遍不长。

任期过短，一方面会损害教育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很少有校长会“萧规曹随”，继续前一任的政策而不提出自己的新政策。
另一方面，也很难使校长能够静下心来规划学校的长远发展——因为他（她）清楚地知道，规划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几年之后的新校长又会提出新的“规划”。

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要么只能“急功近利”，实施一些尽可能产生快速效果的政策，缺乏长远眼光；要么只能“小打小闹”，在一些细枝末节或某一两个局部领域内取得突破，缺乏整体性的全局视野；最糟糕的是做做“表面文章”，提出一些动听的教育理念和绕口令似的标语口号，除了在宣传上博得廉价的掌声之外，不会收到任何实际的教育效果。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凡是一所好学校，必然有一个可能产生历史意义的好校长，发展的时间至少在十年以上。校长任期如果太短，是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办好一所学校的。

第二个现象是，校长要定期轮岗。

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了校长的具体任职年限，两三年后辖区内的所有校长都要进行异地交流。据说，这样做的理由是为了防止校长在一个学校任职时间长了会形成“独立王国”，滋生腐败。

这样的逻辑相当奇怪。学校不是权力机关，校长也不是掌握权力的官员，为什么也要做出如此的规定呢？

那只能有一种解释：要么学校真的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真的有很大的权力；要么上级教育行政机构认为学校是一个权力机关，校长是一个有权力的官员。

无论是哪一种解释，恐怕都不符合我们心中对学校和校长的想象。

第三个现象是，我们特别喜欢把一个好学校的好校长提拔为教育局的副局长甚至是局长，以示重用。

对教育重视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让校长当官呢？不是说校长不能当官，而是说，让一个好校长当官既可能终止了他（她）的职业生涯，也未必会对学校和教育有利。

校长之所以成为好校长，是因为他（她）办好了一所学校，但办好一所学校并不意味着他（她）就一定可以同样成功地管理好一个地区的教育，办学和行政管理是两码事。

这样做将违背教育管理的基本规律，损害一个地方学校的多样性。

校长就是校长，是办学的教育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是政府机关，二者的管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需要由专业的人去专注地做专业的事。教育尤其如此。

在我看来，学校和政府机关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学校里，人和人之间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

开展工作主要依靠协商和说服，虽然也依靠行政命令，但效果通常很差；
在政府机关，人和人之间虽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工作中有上级和下级的严格界线。政策的推行主要依靠命令和服从，虽然也有协商和沟通，但通常不起决定性作用。

混淆了政府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差异就会给工作带来麻烦、困难和混乱。

如果在学校里，在缺乏有效的民主协商的情况下强行通过行政命令来推行某一政策，不但会引起师生员工相当大的反弹，更经常的情况是，也许大家表面上是服从了，但实际上“阳奉阴违”，收不到效果，最终不了了之。

不是说学校不需要有行政系统和行政管理，而是说，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基础上。

学校最重要的特征是，师生员工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平等的。校长和教师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工人之间是平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平等的。

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是生产知识的地方。知识的更新通常源于对权威的挑战。如果人和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不允许挑战权威，知识的生产过程就停止了。

另一方面，学校是帮助年轻人成长以迎接未来挑战的地方。学生在学校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平等主义。如果学生在上学期间就没有学会如何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他人及其观点，那么，当他（她）们进入社会之后，就很难再有其他机会能够补上这一课。

现在对学校平等文化侵蚀最严重的就是干部和级别。在我访问学校的过程中，通常见到的都是校领导，有时也包括中层干部，但很少能够见到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令我困惑的是，如果在学校里有高层干部和中层干部的话，那谁是底层干部？对于学校而言最重要的教师又处于哪一个层次？

坦率地说，学校里可以有行政管理人员，但不应当有干部，更不应当区分出高层和中层等各种级别。行政人员的工作不是管理教师，而应该是为教师提供服务；不是教师围着干部转，而应该是行政人员围着教师转。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取消学校中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级别以及和级别相挂钩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学校里的所有资源必须要投入到教学和帮助学生成长的事情上。工资、待遇和福利的分配原则是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和工作质量，而不是级别。

我在学校里见到的最奇怪的事情是，不同级别的办公设备是不同的。难道是因为干部需要在办公桌上摆放比学生作业还要多的文件，所以就需要比教师更大的办公桌吗？

还有的学校规定更奇葩。教师出差只能坐火车，甚至不能坐高铁，只有领导才能坐飞机。许多教师因而不愿意出差参加业务培训，辛苦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无法报销，还要自己倒贴费用。难道出差不是为了工作吗？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提供同样的标准呢？

请不要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我的意思是，学校里的所有资源都应当向第一线教师倾斜。应当根据工作性质和工作内容提供一致的工作条件，而不是根据人的不同级别提供不同的享受。只有让每一位教师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平等和尊重，他（她）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学生的教育之中。

级别对学校教育产生的最致命的伤害在于，由此形成的官场文化和教育文化不相容，会腐蚀人心。

我曾经在不止一所学校里见到了套红报文单和领导批示，就像在政府机关里见到的一样。我不明白，学校——尤其是小学——里能有多少复杂重要的工作，需要向领导书面请示，得到领导的亲笔批示？有什么工作当面说不行吗？通过电子邮件留下工作记录不可以吗？

我很难想像，当一位教师在套红的报文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他（她）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当校长在套红报文单上提笔做出批示的时候，他（她）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不是说学校里不能有公文流转处理系统，而是说，这种带有浓厚官僚色彩的文化在学校里还是少些为好，没有最好。

教师通常都有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成为更好的教师、成为具有更高职称的教师、成为更有名的教师、到更好的学校教书，等等。这些目标丰富而多元，可以激励帮助教师在专业和职业道路上发展得更好。

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帮助教师心无旁骛地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然而，如果学校更像是政府机关的话，当官就会成为教师的首要目标，并且会冲击其他的目标。问题是，领导的职数总是有限的，级别越高，职数就越少，从而呈现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由此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后果：

一是教师之间会围绕着职务晋升而展开激烈的竞争，所有在官场竞争中出现的现象都有可能在学校里出现，会败坏学校的风气；

二是教师的主要精力将会集中在如何获得领导的赏识实现晋升，而不是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

三是一些专业能力很强的教师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之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从事一些接待性的事务性的工作，例如办公室工作，等等。不少人因此荒疏了专业，至少不能像以前那样集中精力于教学。

每个人都需要进步。教师也是凡人，也需要目标的激励。我认为，关于教师的职业发展，在学校里最好不要形成金字塔式的竞争结构，而要形成丛林式的共生结构。

学校更像是一个村庄。在村庄里，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想当村主任，他（她）们更关注的是如何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获得一个好收成。学校也是一样。

每一位教师都可以从专业能力、教学方法、教育质量等方面不断精进，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学校的任务是了解每一位教师的需求，为他（她）们提供必要或更好的条件，让富有经验的老教师帮助年轻教师更快地成长，最终使每一位教师都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人生价值。

有一个关于学校的说法流传很广。学校就像是一个来料加工企业，作为原材料的学生被送进工厂，经过几年的培养训练，成为具有一定知识能力或专业技能的人才，再被输送到社会。

那些学习成绩好，能够达到毕业要求的优秀学生是优等品；而那些学习成绩不好，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差学生就是次品。判定学校好坏的标准是毕业生的质量，就像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是产品的质量一样。

这个比喻很形象，却是错误的，它会误导我们对学校的认识。

学校不是也不应该是企业。学校和企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机构。如果我们把学校办成了企业，也许会取得经济效益上的成功，却可能意味着教育的失败。

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的确是按照办企业的方式去办学校的。学校看上去也越来越像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缺乏远大理想的企业。

如果学校是企业，那么产品就是学生。对于企业而言，衡量产品质量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客观标准是指对产品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做出统一规定的国际或国家质量标准；主观标准是指顾客可感受到的相对质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主要是根据主观标准而不是客观标准进行消费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学校和学生也有类似特点。学生质量越高，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就越愿意接收或聘用；学生质量越低，更高一级的学校或用人单位就越不愿意接收或聘用。但是，对学生质量的评价要远比市场上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复杂得多，它们是如何判定学生质量的呢？

答案是：考试成绩。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企业的模式去办学校。如果社会根据考试成绩来衡量学生质量进而衡量学校质量，如果学校根据这个标准去努力提高学生质量进而提升学校质量，那么，学校的产品其实不是学生，而是考试分数。

学生变成了生产分数的工人，而且是童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非但不是在办教育，反而是在毁灭教育；所有动听的教育理念都变成了骗人的鬼话，我们所从事的非但不是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反而是世间最道貌岸然的龌龊勾当。从学校里赚取的每一分钱，都将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一步是严格挑选原材料，学校也是这样做的。那些精明的校长早就意识到，生源是决定学校办学质量的第一步。所以，他（她）们千方百计地去各地寻找成绩优异的学生，甚至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第二步是优化技术和工艺，以尽可能达到顾客需求的标准。学校也是这样。既然社会通过考试成绩衡量学生质量，学校就会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努力提高学生考试成绩。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人购买产品，企业还要进行市场营销，最主要的方式是广告。学校也是这样做的。在媒体上，在学校的围墙和电子显示屏上，学校大张旗鼓地宣传今年的毕业生有多少考进了北大清华，升学率上升了多少个百分点，其目的正是要告诉社会：我的学生质量有多好！

从这样一幅图景中我们能看到什么？

如果把学校办成了企业，我们看到的将是：

为了提高考试成绩，学生不得不接受大规模的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不得不变成了拿着皮鞭的监工，要把学生身上最后一丝力气榨取干净以获得更高的分数，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教师的收入直接相关；

为了提高考试成绩，从早晨起床到夜间休息，学生一天的时间被严格规定到秒……

这和工厂里的“泰勒制”、“福特制”有什么区别？

没错，这样的“高考富士康”的确可以有效提高学生考试成绩，但是，有谁考虑过学生的感受和他（她）们的长远发展？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又体现在哪里？

实际上，企业化的学校是最糟糕的企业。企业尚且必须要关注所有产品的质量，尽可能减少次品率，但学校不需要这样。人们评价一所学校时，通常只会关心好学生的成绩，很少关心差学生的情况——除了他（她）们的父母。

如果社会用“考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学校就会把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为他（她）们配备最强的师资力量，提供最好的资源和条件，而弃广大其他学生于不顾。这样做除了良心也许会受到谴责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后果。

“一将功成万骨枯”，谁真正关心过那些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谁又关心过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孩子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呢？

学校必须要考虑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因为他（她）是每一个家庭的心肝宝贝，将来是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学校必须要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教会他（她）们建立负责任的人生态度，凝聚他（她）们的社会共识，强健他（她）们的体魄，让他（她）们做好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而不是训练他（她）们在经过上万次重复后考出一个高分，为学校赢得声望和市场。这是学校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责任，没有任何其他社会机构能够替代。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企业管理的核心就是解决两个问题：激励与监督。前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多干活；后者关心的是怎样让人尽可能地少偷懒。在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据说偷懒是人的天性。

无论企业大小，管理员工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一种是时间管理，即计时工资制。另一种是数量管理，即计件工资制。

如果把学校办成企业，教师就变成了工厂的工人。问题是，教师是一类非常特殊的职业，对教师的监督极为困难。困难之处在于你无法观测教师的真实投入，从而无法判定教师是否偷懒。

作为管理者，既无法根据教师的工作表象来判断——因为他（她）在同样的行为中是否投入精力或者投入了多少精力你根本看不出来；也无法根据教师的工作结果来判断——教师的工作对象是学生，而学生受教育的效果往往要等很多年后才能逐步显现。

因此，教师是无法被监督的，至少无法被有效监督。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只能采取激励的方式，唤起教师心中对孩子的爱，对教育的情怀，以及自身的职业荣誉感。只有真正调动起教师对教学的热情和积极性，他（她）们才会主动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之中。

古往今来，凡是好学校在教师管理上大体上采取了相同的办法：

一是在招聘之前极其严格，反复考察之后才会决定聘用；

二是一旦聘用，就会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和自由；

三是在学校事务中，给予教师充分的参与权、自主权和决策权。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教师是不能被“管”的，他（她）们只能被尊重和信任——尊重他（她）们的劳动，尊重他（她）们的专业，尊重他（她）们的价值，唤起他（她）们内心的良知和对教育的激情，相信他（她）们能真心对待学生，教好学生，这样的效果要比所谓严格科学规范的管理强得多。

许多人喜欢把学校和医院相提并论。从某种角度说，二者的确有很多类似之处。比如，教师和医生都是凭良心工作，很难被外界监督，都需要专业和技术，等等。但实际上，学校和医院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机构。

医院和学校的第一个不同之处是，人们到医院是寻求健康服务的，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孩子——不管聪不聪明，喜不喜欢读书——都必须要上学。去学校上学是每个人无可逃避的选择，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医院和学校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好。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接受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能被教育好。医生可能会放弃毫无意义的救治行动，但学校不能也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医院和学校的第三个不同之处是，治疗主要依靠医生。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教育是教学相长的活动。无论教师水平多高，多么努力，如果学生自暴自弃，放弃学习，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在更多的时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起决定性作用往往是学生。如果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我们也会感谢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本身基础就好；反之，如果学生成绩很差，我们也会埋怨老师，但通常会认为是孩子自己不争气。

此外，教师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往往会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远远超过了患者之间的相互支持。

医院和学校的第四个不同之处是，医生通常救治的是患者的身体，解决是过去和现在出现的问题。但学校就有着显著的不同。学校需要为学生提供既包括身体更包括精神在内的全部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强健他（她）们的体魄，磨练他（她）们的意志，丰富他（她）们的精神世界。

学校面对的是现在的学生，所要解决的却是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也许医院和学校还存在着更多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决定了办医院和办学校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医院和医生之于患者，与学校和教师之于学生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用办医院的思路和方法去办学校的话，这所学校一定是不成功的。

通常我们会认为学校是教育学生的地方，但学校要教给学生什么，怎样教育学生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人们的认识并不统一。

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遵循教育规律，根据教育目标和学校特征去办学，而是把学校办成了政府机关、企业或医院。

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学校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企业，更不是医院，也许我们就能够避免在办学问题上误入歧途，也能够避免很多违背教育规律的荒唐之举，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也许就可以把学校办得更好，至少使它变得更像学校一些。